齐秀生
三、用好人才之宝
对于人才之宝，如何使用是关键。有了“宝”，还要会用，以发挥其价值。
（一）重德重能
这一时期的用人，所谓“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即才德兼备。《管子》云：“其选贤遂材也，举德以就列，不类无德；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以德弇劳，不以伤年。”强调“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故授有德，则国安”，“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效法前贤圣王在考察和任用人才时，首先不看重博学，而是看其能否与执政者保持一致。认为“备长存乎任贤”。强调慎重举用，警惕祸患。规定四种人不可重用：
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
用人重视德才，不搞论资排辈。甘罗12岁，被秦庄襄王封为上卿，以其智能灭掉强燕的故事，已成千古美谈。据《史记》载：“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齐闵王也曾拜15岁少年王孙贾为大夫。后来齐闵王受淖齿之骗被诛，王孙贾为替他报仇，纠集四百余人，用计活捉淖齿并将其剁成肉酱。据《战国策》载：
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王出走，失王之处。其母曰：“女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女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处，女尚何归？”王孙贾乃入市中，曰：“淖齿乱七国，杀闵王，欲与我诛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与之诛淖齿，刺而杀之。
年少者有年少的优势，年长者有年长的长处。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回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奴百里奚，拜为上卿，时称“五羖大夫”。百里奚事秦后又给秦国推荐来四位人才。这样，秦国等于用五张羊皮换得五位贤才。秦穆公任用百里奚除去不论年龄之外，也不计较他“人媵”(奴仆)的身份。不看出身，不看地位，这是用才者的高明。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韩非子》云：“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注重德才，不讲出身门第和资历，选用贤能人才，这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存在。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有作为的君主和政治家，用人都注重德才兼备。但在急需人才之际，“德”主要体现在富国强兵、争霸称雄的实际才能中。在一定意义上，“才”是“德”的重要体现，没有“才”便是无“德”。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任用管仲最为典型。桓公因管仲辅佐而成就了霸业。孔子对此佩服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二）量才任用
人的能力有大小，即使能力大体相当的人也各有特长。要一分为二，用其所长。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如“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适”。就连古代尧、舜、禹、汤、文、武等这样的圣王、大贤，也并非无过。世上全才难求，必须舍短取长。正如《资治通鉴》所云：“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吕氏春秋》在论及此道理时亦指出：“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人伤尧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之意，汤、武以放弑之谋，五伯以侵夺之事。由此观之，物岂可全哉？”
西周时期周公曾告诫他的儿子不要苛求下属，不要指望一人身上能具备众多优点。春秋战国时期用人之长表现得更为突出。《论语·微子》云：“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一时期强调用人要“量才授职”，即根据才能、专长的不同授予不同的职务。对特别突出的甚至要破格任用，所谓“贤能不待次而举”。《礼记·儒行》云：“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用人时必须撇开个人恩怨，否则就难以发挥人才的长处。
齐桓公由莒返齐即位，本任命鲍叔为相。但鲍叔本人认为难当重任，遂婉辞谢绝，并极力推荐管仲为相。鲍叔向桓公陈述原因说：“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并认为管仲射中桓公带钩使其险些丧命，是“夫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犹是也”。
用人之长的思想，符合唯物辩证法观点。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士季在晋灵公认识到自己违反为君之道的过错打算改正时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者应当用人之长，容人之短，不求完人，但求所用。《晏子春秋》中所记载的景公与晏子的一段对话，就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用人之长的思想：
“古之莅国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对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种，责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责焉无已，智者有不能给；求焉无餍，天地有不能赡也。故明王之任人，谄谀不迩乎左右，阿党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土地不能什么作物都能生长，人也一样，开明的君王使用人只是用人的长处而不勉强用他的短处。常言说，“人孰无过”，贤人亦不能无过失。如果因贤人有过而不选、不用，贤人怎能发挥作用？
（三）用人不疑
统治者深知疑人不用、用而不疑的用人之道，但做到用人不疑并非易事。首先要充分授权，即“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充分授权，要求用人者必须有坚定的爱才用才决心，不受外界因素干扰。魏文侯是一位特别尊重人才的君王，他身边聚集了李悝、乐羊、吴起、翟璜、西门豹等一大批有才能的文臣武将。他以乐羊为将讨伐中山国，而乐羊的儿子乐舒是中山国的大臣。当乐羊兵围中山国几个月，围而不攻时，魏国一些大臣便指责乐羊袒护其子，建议撤换他。魏文侯并不轻信这些言论，坚持用乐羊。不久乐羊便攻破中山国。在庆功宴会上，魏文侯打开一个箱子给乐羊看，里面装的全是诬告他围而不攻的奏折。《史记》记载乐羊知其内情后感慨地说：“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孙奭二人者挟韩而议之，王必听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战国初期齐威王任用章子也是用而不疑的典型事例。据《战国策》记载：
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与秦交和而舍，使者数相往来，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候者言章子以齐入秦，威王不应。顷之间，候者复言章子以齐兵降秦，威王不应。而此者三。有司请曰：“言章子之败者，异人而同辞。王何不发将而击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为击之!”顷之间，言齐兵大胜，秦军大败，于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谢于齐。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启得罪其父，其父杀之而埋马栈之下。吾使者章子将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还，必更葬将军之母。’对曰：‘臣非不能更葬先母也。臣之母启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为人子而不欺死父，岂为人臣欺生君哉？”
几次三番地有人认为章子投降了秦军，要求派大将讨伐，但威王就是不应，结果章子得胜而回。当有人问为什么知道章子不背叛时，威王却说，章子作为人子连已经死去的父亲都不敢欺骗，他作为人臣怎能欺骗还活着的国君呢？正因为威王对章子知之甚深，所以才在流言不断的时刻对他信任不疑，也因此取胜秦军。
用人不疑必须有容人之量。做到容人，首先必须尊贤容众，不嫉贤妒能。墨子说过，越是有才干的人，越难于驾驭，但只有有才干的人才能帮助君主完成大业。秦国自秦穆公始，对人才充分信任，这为秦国大批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和建功立业的机会。而用人者一旦听信谗言，对人才用而有疑，那情况就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秦国也出现了国君听信谗言而“逐客”的情况，幸好有一心为秦效力的李斯一纸《谏逐客书》，使秦国君认识到“疑人”的失误，才避免了更大的失败。
吴起和司马穰苴的任用更能说明用人疑与不疑的区别。吴起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但鲁、魏、楚三国对他的任用却有着不同的结果。在鲁国供职时，鲁君听信谗言，将他解职。在魏国，魏文侯任他为将攻秦，建立卓著功勋。《史记》中赞誉吴起：“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在魏国受到排斥而投奔楚国后，楚悼王任他为相。吴起在楚实行变法，沉重打击了楚国旧贵族势力，发展了生产，增强了国力。可以看出鲁君对吴起是用而不信，魏文侯和楚悼王则是用而不疑，其结果大不一样。司马穰苴是“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人才，屡立战功，后来景公听信谗言，不再信任，穰苴“发疾而死”。《史记》对此作了详细记载：
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景公与诸大夫郊迎，劳师成礼。然后反归寝。既见穰苴，尊为大司马。……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
（四）厚遇固贤
厚遇指优厚的待遇，包括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政治待遇主要是如何尊重、使用人才，使其充分发挥作用；生活待遇主要是必需的物质生活保障。适当满足甚至给予优厚待遇，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必要条件。
进入春秋时代，在用人上的世卿世禄制虽然开始瓦解，但其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上的影响还是占据主流地位。因此，贤人要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统治者要使贤人真正发挥作用，还不能离开地位和金钱等优厚待遇。如管仲向齐桓公要“三权”就是其例。《说苑·尊贤》云：
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国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
春秋时代厚遇固贤只是体现在部分诸侯国及其国君身上，战国时代的诸侯国君已将这种做法普遍实行。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田齐国君给稷下学者以厚禄，不仅有舒适优越的生活条件，还从政治上给他们上大夫的地位，让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同时创造宽松的学术气氛，自由发表见解、宣传主张、著书立说、发展学术。这可看作是重金求谏。桓宽在《盐铁论》中说：“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厚遇固贤很重要的是诸侯国君诚心求谏。传说黄帝设立“明台之议”而发现贤人；唐尧设立“衢室之问”，而能听到贫民百姓的话；虞舜设有让人们进善言的旌旗，因而没有受蒙蔽；夏禹在朝门设有谏鼓，人们可以随时进谏：商汤在十字路口设了亭子，坐在里边听人们对朝廷的诽谤之言；周武王则设有灵台，专门接纳贤者。春秋战国时期诚心纳谏最著名的有齐威王。《战国策·齐策一》记载，齐威王任命邹忌为相，邹忌深知听不到真话的危害，便假托妻、妾、朋友因与自己的特殊关系而说假话的故事，劝说威王广泛听取意见，以避免受到蒙蔽。这就是脍炙人口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齐威王受到触动，下令开门纳谏，并赏赐进谏者，以至出现“门庭若市”的局面。期年之后，“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不用武力就战胜了诸侯，在中国历史上少见。
先秦时期“人才为宝”的思想适应了当时诸侯争霸称雄、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形成了招贤用贤的局面，明君贤相礼贤下士，招贤纳士，高度重视人才使用，为人才成长提供了广阔舞台，成为这一时期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
（作者为山东省政府参事、省委高校工委原副书记、山东省高等教育人才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