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秀生
多元文化与人才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民族融合、文化兼容背景下，文化呈现出多元性的突出特点，社会氛围极为宽松开放，这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人才辈出，也与这种兼容、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一、多元文化的形成
多元文化的形成与民族融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中原华夏族与周边的戎、狄、蛮、夷等族在战争与冲突的同时，相互间也有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和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也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形成。
民族融合体现了各族文化的开放性，破除了各个民族交流的障碍，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为春秋战国时期多元文化环境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各族人才的成长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同时，不同的地理环境给人们提供着不同的物质经济条件，这个物质经济条件决定了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经济生活和生活方式。经过长期的沉淀，经济生活和生活方式就会渗透到不同民族融合在一起的人们的宗教、伦理、习俗、艺术等方面，从而形成带有民族特点的地域文化。
中国的地域文化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相争、民族迁移融合的条件下逐渐显现而形成的。而在诸侯国各自为政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区特色的区域文化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包括十五国和地区的民歌，这些民歌生动地反映了各地区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夏、商、西周以后，经过春秋战国五个半世纪的发展，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形成了十数个具有丰富内涵、相对稳定的地域文化。如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山西的三晋文化，内蒙古地区的草原文化，山东的齐鲁文化，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陕西的三秦文化，甘肃的甘陇文化，四川、云南的巴蜀滇文化，两湖的楚文化，两广的岭南文化，江苏、浙江的吴越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多姿多彩，争奇斗艳，为中华文明一体多元格局的形成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李学勤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主要形成了七大文化圈，也就是七大地域文化，即齐鲁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秦陇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夷狄文化等，影响比较大的有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和荆楚文化等。地域文化在相互交流、融合中，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先进因素，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从而使自身不断发展，臻于完备，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人才成长的沃土。
二、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区人民迁移流徙，联系密切，交往频繁，打破了部族隔绝状态，加速了民族大融合的步伐，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当时文化下移，诸子百家周游列国、讲学授徒、游说诸侯，以及各国间的朝聘会盟、征伐战争等，都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
(一)文化下移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西周时期，王权强大，政教合一，学术文化由官府统一掌握管理，私人不议礼，民间不兴学，普通人民与边远四夷部落无法享受到公正的礼遇和文化教育，“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春秋以降，周王室衰落，王室中大批文化官员流入各诸侯国和四夷地区。《史记》云：
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
《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云：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由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一些文化官员四散，从而出现周文化大规模下移的现象。公元前516年，周王子朝争夺王位失败，乃携带周王室收藏的大批珍贵典籍奔楚，成为周文化大规模传播入楚的开始，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促进了中原华夏文化向南方的传播。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自由，学派林立，人才流动频繁。当时政治环境松弛，在本国不被重用的人才可自由出逃他国；同时，交通发展，道路网络的发达也为人才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一时期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的现象司空见惯。正如张玉清在《先秦的传播活动及其影响》中说，“士人游宦于列国，商贾往来于道途，学子于异地求师，聘使亦不专于一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流动，区域间的来往交流打破了文化隔阂，文化传播活动空前活跃。以儒学为例，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从东到西，由北而南，使儒家思想在各国产生影响，儒学辗转传习，扩散到夷夏。孔子先后到了周、齐、卫、匡、曹、宋、郑、陈、蒲、蔡、楚等地，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讲学授徒，广泛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据《史记》记载：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
孔子死后，其弟子周游列国的传播队伍以邹鲁为根据地传播文化，遍布卫、陈、楚、魏、齐、鲁诸国，影响广大。还在所到之国供职，聚徒授学，本人及其弟子都成为显赫人物。《史记》记载：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代。
孟子办学传播思想也不拘于一地，曾先后到宋、滕、魏、齐等地游历讲学，到处传播自己的主张。
荀子本是赵国人，多次率徒游学于齐、楚、秦、赵之间，传授理论，并和诸侯国一些当权人士讨论政治军事问题。在兼并战争和统一战争激烈进行的战国晚期，各类学派顺应时代需要，提出各自的主张，并进行激烈辩论，荀子吸取各派有用观点，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他学派也莫不如此，他们走出家门，周游列国，打破地界进行交流，扩大影响。
诸子的授徒讲学活动是一次游走式的文化大交流，打破了文化“小国寡民”的封闭疆界，千流汇合，聚成波澜壮阔的文化思想洪流。诸子论争关注社会、人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经过讨论、思辩，百家学说的精华相互吸收借鉴，包容荟萃，呈现交汇融合倾向。其结果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除诸子之外，一些纵横捭阖之士往来于各国之间，如苏秦、张仪等，这些游士熟悉各国文化，洞察各国形势，充当了诸侯国间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的自由流动促进了各国间的政治沟通和文化交流，有利于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融合。也形成了人才资源的最佳配置。这种高智能的人才集团的流动迁移，极大地促进了不同地区、不同学派的文化融合。各类游说人士成了最活跃而富有成效的“传播媒体”。他们的传播活动虽主要是为自身利益奔波，但客观上起到了打破地域间传播障碍的效果，促进了落后地区的文化发展，推动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融合。
(二)朝聘会盟推动了文化的传播
诸侯国间朝聘会盟活动，客观上起到了消除理解障碍、利于沟通交流的作用，促进了各诸侯国文化一致性和认同感的形成，推动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融合。据统计，《春秋》记载的列国间的朝聘会盟共有450次。
鲁国是东方周文化的中心，保存的传统文化遗产最为丰富。《左传》记载，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聘问，鲁国乐工们为他表演了虞、夏、商、周以来十五国风及雅颂的部分篇章和舞蹈。季札在欣赏这些音乐舞蹈的同时，一一作出评析，议论精当，鞭辟入里，而且语言形象生动，表明他对华夏文化有深刻理解。《左传》载：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渐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接着季札游历齐、郑、卫、晋诸国，先后与晏婴、子产、叔向等人交往，分析各国形势，评论得失。所言多精辟独到之见，切中要害，使中原人士大为叹服。吴国处于东南蛮族地区，春秋晚期，华夏文化对该国蛮族的影响已很广泛，蛮族不少人精通华夏文化典籍，季札是其中之出类拔萃者。
晋国宣子聘会于郑时，晋强郑弱。以子产为首的郑国六卿通过赋诗言志，表达了不卑不亢的外交礼节和友好和善的盟友风范，增加了彼此间的信任。可见，《诗》的广泛流传使它成为社会的共同文化和信息财富，促进了诸侯国间的沟通和交流。《左传·昭公十六年》载：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
宣子私觐于子产以玉与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公元前559年，晋国范宣子指责姜戎首领驹支，不让他参加盟会，甚至扬言要拘押他。《左传》记载驹支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辩驳，最后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说毕，“赋《青蝇》而退”。《青蝇》是《诗·小雅》篇名，其中有“恺悌君子，无信谗言”二句，驹支以此讥刺范宣子受人挑拨，轻信谗言。范宣子自觉失言，只好向他赔礼道歉，让他参加盟会，以顾全自己“恺悌君子”的名声。从驹支的这番讲话可以知道，戎族与华夏族在语言文化、经济生活、风俗习尚方面确不相同，民族的区别很明显。但驹支却能赋《诗》而言志，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说明他对中原华夏文化有相当深厚的修养。华夏文化对戎族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三)兼并战争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一种文化传播，客观上对文化交流也具有促进作用。战争即是交流，不过采取的是暴力形式。军队所经之处，其语言、服饰、行事无不携带着信息沿途传播。而对于途经之处的政教风俗，士兵亦会耳濡目染，与自身文化不同之处，亦会向本国民众传播。在接触中彼此往往会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调和于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
春秋早期，楚开启淮地，迁都于郑，国势日盛。楚成王时，受周天子命镇抚南服，吞并小国，扩充领土，势力大增，“楚地千里”。至楚庄王时代，国势达于顶峰，成为霸主。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之戎，观兵周郊，问鼎中原。楚威王时，楚更成为南方的泱泱大国。《战国策·楚策一》记载：
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
楚国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最强盛时，疆域据有今之湖北、湖南两省的全部及河南、陕西、山东、四川、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的一部或大部，其影响及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淮南子·兵略训》称楚国占东周天下之半，并不为过：“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楚文化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古代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李学勤先生把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楚文化圈是其中之一。他认为：
长江中游的楚国是另一庞大文化圈的中心，这就是历史、考古学界所称的楚文化。随着楚人势力的强大和扩张，楚文化的影响殊为深远。在楚国之北的好多周朝封国，楚国之南的各方国部族，都渐被囊括于此文化圈内……
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到了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
战国初期兵家和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吴起入楚，也对中原文化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吴起学本儒家，曾受业于曾子、子夏之伦。精通《左传》，传《左传》之学于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铎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子。吴起还著有《吴子兵法》，在历史上与《孙子兵法》齐名，并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吴起的政治改革理论与军事思想，渊源在中原华夏文化，并且在中原地区酝酿成熟。他的政治活动与军事实践，主要是在中原地区。他到楚国不及两年便被贵族所射杀，但他的变法和军事思想却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文化传播角度看，吴起将中原儒家经典、法家学说、兵家思想传往楚国，意义重大。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华夏族与周边民族联系密切，彼此间文化交流频繁。先进的华夏文化给各族文化注入了丰富的营养和新鲜的活力，促进了各族文化的发展进步。各族文化也有许多创造和成就，不断被华夏族所吸收，丰富了华夏文化宝库。过去华夏各国视为蛮夷的秦、楚二国，经过几百年的变迁，已成为华夏族的组成部分，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等方面与华夏族融为一体。
到战国时期，从文化的传播和影响看，主要形成了以齐、燕、三晋为主的中原文化圈，以楚为核心的南方楚、吴、越文化圈，以秦为核心的西戎文化圈；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特点看，是齐鲁、荆楚、三晋、秦陇、吴越、巴蜀和周边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格局，这种格局一直到汉朝才得到改变。
（作者为山东省政府参事、省委高校工委原副书记、山东省高等教育人才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