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秀生

人才的价值来源于人本思想的产生，人本思想是人才成长和为社会贡献聪明才智的力量源泉，而这个源泉的形成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西周以来剧烈的社会变革冲击着殷商以来宗法血缘等级制度和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体系，人的尊严、价值、地位得到了肯定，“轻天重人”、“轻神重人”思潮已蔚然成风，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这为春秋战国时期人本思想的形成和人才意识的树立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的形成。这种转变大致分为两个时期。

一、轻神重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时期

商朝以前，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强化王权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鬼神大加尊崇。《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西周时期直至整个春秋时期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一)事鬼敬神而远之

西周时期，虽承认有鬼神存在，但对鬼神采取既不轻慢亦不亲近的态度，出现了“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的思想。由此可以看出周人与商人不同的鬼神观，强调先人事，后鬼神。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思想逐步得到强化，产生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念，把民之行为和意愿看作是天、神的意志的代表，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开了“轻神重人”之先河，为春秋战国时期人本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二)夫民，神之主也

进入春秋以后，社会变革加剧，带来了人们思想意识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轻神重人的人本思想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公元前706年随国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认为百姓是神灵的主人。因此圣王先团结百姓而后才致力于神灵。现在百姓各有疑心，而鬼神没有主人。公元前661年，虢国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

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说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认识到国家将要兴起，就听百姓的；将要灭亡，就听神灵的。而神灵也是按照不同的人而办事。

郑国的子产在总结春秋中前期天道与人事关系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区分了天道和人道，明确提出了一个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命题：“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晋国史官蔡墨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重要结论，成为诸侯称霸的理论依据。

(三)以人为本

春秋中期已出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提出“以人为本”思想的是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宰相管仲。他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阐明了成就霸业与人才之间的关系。管子认为，首先要重视人，重视人民，重视人才，得人、用人的问题解决了，国家就稳定强大；若不重视人，不重视人才，国家就会陷人危险的境地。《管子》云：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

在此，管子通过比喻的形式指出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管子认为，上古有德之君王能够建功立业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拥护，并且能够选拔任用有才能的“贤士”。人才的选拔、培养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表明政治家的注意力已经在关注“民众”力量的同时，更加关注“人才”的巨大作用。《国语》记载：

赵简子问于壮驰兹曰：“东方之士孰为愈（贤）？”壮驰兹拜曰：“敢贺!”简子曰：“未应吾问，何贺？”对曰：“臣闻之：国家之将兴也，君子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今主任晋国之政而问及小人，又求贤人，吾是以贺。”

由此看出，寻求贤人以修德政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国语》记载了楚平王之子子西与谋臣子高讨论用人的一段对话：

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宁。”子高曰：“不然。吾闻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恶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逼，恶之不怨，高之不骄，下之不惧。不仁者则不然。人好之则逼，恶之则怨，高之则骄，下之则惧。骄有欲焉，惧有恶焉，欲恶怨逼，所以生诈谋也。子将若何？若召而下之，将戚而惧；为之上者，将怒而怨。诈谋之心，无所靖矣。有一不义，犹败国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难乎？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

从以上对话中可以看到，任用奸人已被上升到危及国家成败存亡的高度，由此不难发现，“以人为本”观念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标志着轻神重人思想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知天道，尽人事

范蠡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天道观，提出了“天事”与“人事”相分的思想，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

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

天道是自然地存在的，阴阳、日月的运行带来四季寒暑的变化，这就是天的一般特点。不仅如此，范蠡还认为“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天运行的法则始终如一，人们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来行动才能达到既定之目的。范蠡不仅注重认识天的发展变化，而且主张对于自然条件要及时加以利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取得胜利。《国语》记载：

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邪？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对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

范蠡这种知天道、尽人事的观点，给予传统的神学天命观以有力打击，发展了民本和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

（作者为山东省政府参事、省委高校工委原副书记、山东省高等教育人才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