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秀生
二、人本思想的确立时期
以春秋末年孔子学说的出现为开端，重人思想在战国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不仅思想家、政治家们树立了这样的思想观念，普通民众也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因此这一时期成为人本思想的确立期。
(一)人者，天地之心也
孔子学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仁”，《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体现了他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地位的思想，对天命、鬼神采取了存疑的态度。从《论语》中关于“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言论，就反映了这一思想观念。孔子著《春秋》一书，共记灾异122次，只客观记载事实，不涉及鬼神和天人感应之事。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礼记·祭义》中也有这样的论述：
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右复始，不忘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
在孔子看来，天只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之天。我们从“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等说法也可以看出，这里的“天命”和“命”，实际上说的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或客观必然性，是可以认识和掌握的。
学界对孔子的“仁”有多种解释，但最基本的是“爱人”。孔子认为，人是区别于野兽，具有社会属性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人既然具有社会属性，就必然有着某种共同的特征，这就是“性相近也”，即人都有人性，人性使人们组成了社会，“仁”就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总原则。正是基于此，孔子创立了包括为人之道、待人之道、治人之道在内的人的学说体系。
为人之道，是孔子关于人格道德修养和完善的思想，是以人自身的发展为根本，是以实现人的最终的目标为基本前提。孔子认为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目的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为此，他提出了圣人、君子、小人三个主要的人格层次和道德标准。他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道德修养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德靠自己，想做到仁德，仁德就来，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孔子对人的主体性认识的加深。
《礼记·礼运》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至此，人的地位已提高到至高无上的程度。比孔子稍后的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世上“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
从整体来看，孔子人本思想着眼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他从个体的人入手，肯定人的正常世俗生活，重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种对待人生的积极态度，和他怀疑天命、鬼神等超自然力的理性主义精神，构成了其人本思想的主干。
（二）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也
孟子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关于人的学说，在“性相近”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仁义礼智，并不是外界给予人的，而是人天生固有的。《孟子》云：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这种认为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思想，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为人之道方面，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因而特别强调加强个体人格修养的意义，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口号，以及发展仁、义、礼、智和“求放心”的主张。同时，他认为向善求仁是人固有的内在本性，是自然赋予人的本能，“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肯定了人的追求的主体性，提高了人的尊严和地位。
在待人之道方面，孟子认为“仁”是最重要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其他一切道德观念都以“仁”为目的，他说：“仁者爱人。”如何做到“爱人”呢？就是“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表明，孟子的“爱人”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对他人施以不同的爱，只有尊重父母，承认子女同父母的亲爱关系，才能真实地去爱其他一切人，只有从“亲亲”出发，才能成为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的真正的仁者。因此，孟子反对那种只爱自己的个人利己主义，号召人们以赤诚之心去对待他人，进而提出了“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的口号，以实现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理想。
在治人之道方面，孟子认为人性是天赋的，所以，他的一切政治主张和社会理论都体现出对人性的极大尊重。孟子认为：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不忍人之心”就是尊重他人，顺应人性的怜悯之心；“不忍人之政”就是怜悯百姓的“仁政”。他认为，必须尊重人性、推行仁政，只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君主要以德服人，不应以强力压服，“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这样的君主，孟子称之为“天吏”，即无敌于天下的人。相反，那些践踏人性、戕贼仁义的君主，则是“一夫”，即独夫民贼，人民是可以起而推翻他的统治的。孟子还特别从历史的考察中认识到了民(人)的地位和作用：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他认为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政权存在与否的关键，进而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他认为统治者要得人心，首先要让人民拥有维持基本生计的生产资料，“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其次，要轻徭薄赋，减轻负担，确保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只要做到了这两点，人民就可以从悲惨境地中解脱出来。但是，让人们维持基本的生活，只是孟子仁政的出发点，他的目的是要以此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使人民富裕起来。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人民富裕，再施以教化，就可实现社会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仅可以“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而且“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建立起人与人之间良好的社会关系。可见，孟子的治人之道是对孔子治人之道的丰富和发展。
(三)人，“最为天下贵也”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孟子的人本思想，把人本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荀子吸收了道家天道自然的理论，对孔孟学说中的天人关系进行了改造。荀子认为，天和神都是自然物质的，是没有意志和目的的，是不对人事进行干预的。人类社会的一切治乱祸福都取决于人类社会自身，而不取决于天、神，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神的地位和作用：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这就否定了天对人世治乱兴衰的主宰作用，将其原因归之于社会，归之于人。荀子还认为，自然界的发展变化存在着其自身固有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不会因人的善恶而发生变化，“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人只有按客观规律办事，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控制和利用规律，能动地改造自然，为人类造福：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因为人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而一切客观事物又都是可以被认识的，“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基于这一认识，他明确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在荀子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但又与自然界的万物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即“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人与万物的差别在于有知、有义，因此人们能够组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能够驾驭万物，成为世间最尊贵的事物。这是对人的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荀子强调礼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约束和调节作用，指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春秋战国时期人逐渐从传统的神学思想框架中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天人相分观念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古代天人观念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突破。人本思想观念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得人从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人文精神和人的主体意识得到树立，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地位得以弘扬，大大激发了人的创造性，有利于重视人才的价值，发挥人才的作用，为众多人才的迅速成长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作者为山东省政府参事、省委高校工委原副书记、山东省高等教育人才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