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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开发为什么要培养大学习观

2018年04月30日 09:01  点击:[]


薛永武

学习的本来含义是指从阅读、听讲、研究和实践中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但由于近二十年来,社会空前重视高学历,而非重视高“学力”,所以在社会的普遍心理和价值取向中,大多比较重视学校的系统学习,即所谓正规教育,而相对来讲,对在社会实践中自学成才者往往重视不够,或者在人才的任用包括职称的评聘和干部的提拔上,都会出现重学历而轻学力的不良倾向。我们的学习观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这必然会影响到科学人才观的确立。

一、大学习观的内涵

传统的学习观由于过于重视学校的学习,而对于在实践中的自学成才重视不够,这直接影响了人才开发的实践性,影响着人才开发中对于真才实学的追求。现代的大学习观与传统的学习观有着明显的不同:传统的学习观特别重视读书,接受学校系统的知识教育;而现代的大学习观则更加强调真才实学,更加强调学力,而不单纯是学历。也就是说,大学习观要求的是把人生社会实践中的一切都纳入学习的视野和维度加以审视,即人生就是学习,学习就是人生。学校的读说听写是学习,劳动实践也是学习;参观博物馆、纪念馆、工厂,进行社会调查、旅游等是学习,在火车旅行时听长辈或高人谈话,这也是学习;甚至就连无意识的梦境、精神的自由联想、想象和思考,也是个人进行思维训练的好方式。这种大学习观从根本上彻底打破了传统学习观的局限性,可以冲破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樊篱,可以极大地拓展思维空间,全面增长知识,优化能力结构,这对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改革育人模式,有着特殊而又重要的意义。

二、博览群书与书面文化的学习

我们之所以要树立新的大学习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的界定或分类。文化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往往会有不同的界定。从文化形态上来看,可以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文化的层次上来看,可以把文化分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从文化的可视性来看,又可以把文化分为可视性文化和非可视性文化。但从人才开发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化界定对于人才开发来说,并没有特殊的意义,与我们的学习观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从人才开发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妨可以把文化界定为书面文化和非书面文化两种形式,由此就可以理解传统的学习观过于重视的是书面文化,而我们的大学习观则既重视书面文化的学习,也重视非书面文化的学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重视非书面文化的学习,因为广义的人生实践是一本真正的无字之书,复杂纷纭的大千世界更是一本永远难以完全读懂的浩瀚之书。

但是,无论对文化如何界定,书面文化的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类社会知识的积累往往是通过书面文化的形式积淀下来的,当然近现代又有了视觉文化,这可以理解为纸质文化向非纸质文化的递进。在琳琅满目的书面文化中,有不少是先贤时哲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总结,体现着他们的智慧和创造性的劳动。古人讲“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其实就是强调学习书面文化的重要性。而从人才开发的角度来看,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是我们一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为“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让你凡事领先一步”,(小埃德加·普里尔《为将之道》,军事谊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但是,“有些人认为读书学习是学生的分内事,工作是不同于知识学习的实践活动,因而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时走向鄙视知识学习的极端”。(小埃德加·普里尔《为将之道》,军事谊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因此,小埃德加·普里尔认为,繁忙是充电的理由而不是放弃学习的借口,“一个人要取得成功,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保持终生性的阅读习惯” 。(小埃德加·普里尔《为将之道》,军事谊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我们为了学习书面文化,当然应该尽量博览群书,尽可能通过系统的阅读和系统的听课,力争学好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

在学习书面文化时,还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其一,要了解所学知识的来源及其发展变化,掌握一些概念、公式或原理的基本含义及其推导论证过程,正确认识这些概念、公式和原理在该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如说,在法学方面,许多人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点是来自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倡导,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政治家伯里克利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对于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很多人都大谈泰纳的《艺术哲学》,而不知道柏拉图就已经具有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萌芽;对于文艺起源的“游戏说”,很多人不知道其理论萌芽可以肇始于德谟克利特。

其二,还应该努力发现和掌握书本之间、学科之间、书面文化和非书面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所学到的书面文化融会贯通起来,而不再是支离破碎的知识碎片和一些死的教条。比如,在艺术领域,达·芬奇把在解剖学中学到的人体结构和透视学的原理运用于绘画;在管理学领域,人们可以把数学方法运用到经济管理和人事管理,可以把模糊数学和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关系(亦称测不准原理)用于社会分析,以揭示事物的复杂性和模糊性。

其三,学习书面文化时,还要注意书面文化的时效性问题。所谓的“知识爆炸”,实质上就是突出了知识的时效性问题,因为许多知识虽然没有方生即死,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很快就被新知识、新理论所淘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某些理论和学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易逝性,或者称之为昙花一现,从而体现了真理和价值的相对性。在天文学史上,从“地球中心说”到“太阳中心说”,再到新的宇宙理论,都体现了天文学的发展和进步,而时至今日,关于宇宙中行星的观点又有了巨大的突破。在社会科学方面,新观点、新思潮更是层出不穷,简直是日新月异。因此,学习知识应该特别注重知识的内在发展逻辑,追求知识发展的与时俱进,既要掌握必要的传统知识,又要及时学习和掌握新的知识,寻找新的知识增长点,从而把新旧知识融会贯通起来,把握其内在的发展走向。

其四,要联系书面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内在联系,一方面用书面文化指导社会实践,一方面用社会实践反过来检验书面文化,把书面文化和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和沟通起来,使二者相互促进。这样,书面文化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论证和深化;实践在书面文化的指导下更进一步明确方向和目的,就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读书一定要读好书。王充《论衡·轶文》有言:“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王充这里指的是人格高尚的文人所著之书具有“劝善惩恶”的作用。可以说,读伟人之书,如同拜伟人为师,如同与伟人交友,久而久之,读者就会潜移默化地得到熏陶和升华。荀子《劝学》篇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所说的“先王之遗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经典,作为中国历史的文化积淀,这些“先王之遗言”仍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

三、社会实践与非书面文化的学习

学习文化固然要努力掌握书面文化,特别是应该尽可能通过学校的系统教育,比较系统的掌握某些书面文化。但是,就人才开发的实践表明,学校的知识教育对于一个人的发展只是打下了知识基础而已,如果仅靠学校所学到的知识,对于一个人长期的社会实践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是根本不够的,关键还要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学习,再学习。

一个人一生中所需要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只有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才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因此,社会实践与非书面文化的学习就显得愈发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自学成才的问题。过去,人们谈起自学成才,往往是指一个人通过参加自学考试获得了相关的大学文凭,于是就认为这是自学成才,其实,这是对自学成才很大的误解。按照真正的学理性来认识,自学成才应该包括两个含义:其一是通过参加自学考试,在获得文凭的同时,拥有了真才实学,而不仅仅是获得文凭,这才称得上是自学成才;其二,最重要的一点是,个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增长了才干,拥有了真才实学,这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自学成才。这种自学成才虽然没有获得文凭,没有学历,但却获得了学力,即学习的能力,也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真才实学。老一代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经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自学经济学,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你能说他没有学历,没有文凭,就不是人才吗?众所周知,现在许多中老年知识分子,甚至是博士生导师,不少只是本科学历,他们在实际工作岗位上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已经通过长期的教学或科研,在学力上已经大大超过了本科水平,成为著名的学者或专家。在各类学校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不太喜欢书面文化,非常厌烦当下的应试教育,这对于学校和家长都是感到非常头疼的事。

其实,从人才开发的角度来看,家长和学校大可不必杞人忧天,因为这些学生虽然不太喜欢学习书面文化,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也不愿意学习非书面文化。事实上,在这类学生中,不少学生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或者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等等。这些学生也许考不上大学,但只要老师和家长对他们因势利导,引导他们在社会实践的大课堂中增长学力,他们仍然可以成为可用之才。比尔·盖茨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业特长,经过对市场的战略分析,自觉终止了在大学的学业,结果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成功。比尔·盖茨的退学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多人的疑惑不解,而如果在中国,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感到不可思议。当然,我们不可能都成为比尔盖茨,但比尔·盖茨的成功对于人才开发来说,却有着比较普遍的意义,即抓住发展机遇,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才干,也是人才开发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根据2005年《中国人才报告》的统计,我国在2003年,全国人口受大专教育程度的比例只有5.15%,其中,城镇人口受大专教育的占8.17%,而乡村人口受大专教育的只占0.64%。在2003年的就业人员中,全国各地区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只占就业人员的6.8%。由此可见,大专以上学历无论是占人口的比例,抑或占就业人员的比例,都低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很难再让每个非大专学历的就业人员再去大学拿个大专文凭。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引导人们一边干好自己的工作,了解工作岗位以及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知识和原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一边坚持业余时间的自学,通过培养自学能力,在追求学力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充实自己。因此,作为全社会的人才开发,更应该淡化学历,而强调学力,让学历中有学力,学力中也有学历,当然,归根结底主要还是学力。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在收听广播电台节目时,偶然听到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在电台节目里宣讲邓小平理论,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他竟然是个文盲!因为是文盲,当然绝不可能有学历,而就是这么一个文盲,不但当上了党支部书记,而且竟然能够在广播电台里宣讲邓小平理论,而且还讲得头头是道,理论和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颇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你能说他没有文化么?

对于在社会实践中学习非书面文化,学校尤其是要引导学生高度重视读懂社会实践这本无字之书。对此,大学生应该在掌握书面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在非书面文化上再下工夫,在社会实践中继续增长才干,要从根本上克服重书本,轻实践的错误认识,因为你的书面文化学习得再好,仍然必须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只有通过社会实践,你才能够学到在书面文化中学不到的许多知识和能力。许多掌握一技之长的专业能手或者乡土人才,他们大多没有学习很多的书面文化,但他们在某一技术和能力方面,却要大大超越许多过分重视书面文化的学习者。他们同样也是社会非常需要的人才。近几年来,人才市场上许多招聘单位开始重视和强调求职者的实践经验,对于大学生来说,虽然有些过于苛责,但总的来说,凸显了社会用人机制对人才实践能力的张扬,这对于人才开发具有借鉴意义和导向价值。社会需要有知识的劳动者,但并不喜欢“书呆子”式的书虫。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在我国的人才开发实践中,仍然存在着比较普遍的轻视非书面文化学习的倾向,这与长期以来存在着重视高学历和官本位的价值导向有关。因为重视高学历,就会相对轻视对非书面文化的学习,轻视那些虽有真才实学的高学力、但无高学历的人才;因为官本位的思想在作怪,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的技术能手得不到社会足够的重视。与我国相比,日本是一个高度重视人才开发的国家,几乎每年都要举办技术能手大赛,凡是在大赛中取得优秀成绩者,政府给予重奖,甚至要授予“技圣”的光荣称号。因此,在中国高度重视人才开发的今天,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我们在人才开发战略上的不足,认真反思我们在人才战略上的短视性。由于过于重视书面文化的学习,我们已经在价值观念上严重束缚乃至阻碍了人才全方位的开发。我们应该提倡全新的大学习观,不仅要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以保障更多的青少年有机会学习书面文化,接受必要的学历教育,但在倡导接受学历教育的同时,也更应该注重学力层次和学力内涵的追求,而不仅仅是学历文凭而已,既要重视书面文化的学习,也要重视非书面文化的学习,重视在社会实践这个大课堂中增长才干。在这方面,邓小平的“猫论”倒是颇有道理,我们不妨可以这样推论:我们不仅要看学历,而更应该看学力;不仅要看书面文化的学习和考核,更要看非书面文化即在社会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

简言之,从人才开发的层面上来说,无论你是有书面文化抑或非书面文化,只要你具有了真才实学,具有了真学力,积极地为社会作贡献,你就是人才。如此一来,由于重视学力,显而易见,那些在学校混文凭的各类学生,就不敢再安于现状,不敢再混天了日;那些专门制造假文凭的犯罪分子,就不会再有市场。市场规律表明:倘若没有买方,卖方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作者为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理事、人才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高校干部与人才研究基地主任,山东省高等教育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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