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其绪
自律，多么高尚的行为！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刘少奇语）然而，这种境界并非所有人、短时间能够达到的。为了到达自律之殿堂，必须以他律为前奏，让他律成为通向自律殿堂的桥梁。不管他律亦或自律，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抑制无序、远离丑陋，不至于因为无节制地放纵自己而蹈入悲剧。
一、放纵的代价
我国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现代化社会，几十年来，我国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在各个层次上身处重要岗位的人，手中的权力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加强了。在权力面前，在利益面前，一些人“暖风吹得游人醉”，放弃了心中的是非，模糊了人间的曲直，丢掉了做人的人格……。总之，既不主动自律，又无视他律，以我为中心，放纵自己，最终也毁灭了自己。
在社会上，一些人有了权力之后专横跋扈、独断专行、我行我素；不检点、不收敛，人格低下、道德败坏、拿原则做交易；私欲膨胀、利用权力、不择手段捞好处。那一个个走向高位、显位后而变为阶下囚的人，不都是源于此吗？其实，任何人走到这一步都是如此下场。《高墙下的母与子》中那个儿子太幸运了，可是，他放纵自己，不仅害了自己，而且殃及母亲；《来自天堂的挽歌》中的那个年轻人，在国家给他提供的优越环境下成长，如鱼得水，令众人羡慕。可他利用国家派他出国的机会，背叛祖国，最后客死他乡。这些人一开始并不一定如此放纵，有的人当初也可能激流勇进，却在静水中停泊了；有的人能够在逆境中奋起，却在舒适中蜕变了；有的人能在风浪里挽狂澜于即倒，却在顺流中江河日下了。我们不得不问，这是为什么?就是无视他律又不能自律。人生中有许多令人心动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让人舒舒服服地接受。人要放纵自己，真是太容易了。人一旦失去了律己的功能便动物化了。
在企业界，一些人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甚至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人的生命于不顾，使人致残致死，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不幸。这已经不是人格的问题，而是丧失了良知、违背了天理。当然，等待他们的是恢恢法网。一位哲学家说过：“如果你把金钱当成上帝，它便会像魔鬼一样不停地折磨你。”沉湎于填塞物欲的无底洞、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的满足，等于自己给自己的事业乃至生命判处了死刑。所以，对金钱的欲望必须采取正确的表达方式和实现方式来满足。
在学术界，抄袭剽窃，侵权行为屡屡发生。我国每年有很多知识产权被“抢注”，无端占有他人的劳动。一些人无视学术道德、职业道德，在学术上妄图通过“捷径”攫取名利地位。不仅个人丧失了人格、自毁前程，尤其严重的是败坏了风气，污染了环境，影响了他人创造积极性的发挥。这些人往往胆子很大，这是一种侥幸心理在兴风作浪。至于强词夺理者，就更是失去了道德的砝码，成为学术痞子。这种学术上的不端甚至于有形无形地影响到青年人，在大学校园里考场作弊之风屡尽屡犯，污染了高等学校这块净土，导致大学生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导致好坏不分、良莠混杂、道德滑坡、以致人格低下。任其发展将使我们的教育方针变成一句空话，使校风和学风成为一句口号，既害人害己，又为害国家。人生要追求一种永恒的充实，就不要在名利虚荣上勉强自己，而是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淡泊处之。淡泊方能冷静，从而在静谧中默默净化世间的纷纭尘屑；淡泊方能超越狭隘的表层生活，去体验人生的内涵；淡泊方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还有，在商界、在财界、在文化界、在司法界等等，由于自律、他律的底线被突破，天平的砝码滑向极端，都出现了危害社会、危害他人、毁掉自我、毁掉信誉的悲剧。印度有一句格言：所有犯罪都是用一时的快乐代替一生的快乐。所以，知道不能干什么比知道能干什么更重要。所有放纵自己的人，都是按照一种潜意识、潜规则走了一条“自负——自恋——自恃——自毁”之路。
转眼之间身败名裂，一生打造的光环瞬间熄灭。妄图为所欲为，结果一无所为。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二、自律的高尚
人能够进入自律的状态，大概就是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这是摆脱了自发、达到了自为的状态。它令人钦佩、令人神往。这种状态不容易实现，这种状态可以实现，它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必须具有敬畏心。人生在世没有了敬畏便必然走向放纵。敬畏不是畏惧，敬畏是崇尚心理之下的担心和谨慎，他所敬畏的东西是威严的、神圣的，它对于违背者是制约，而对于服从者是保护。
敬畏什么？敬畏人民，敬畏法纪。人有敬畏心就有了法律意识，就有了自律意识，就懂得了对人民的尊重、对法典的尊重。于是，做人做事就必然自重自爱。
春秋时期，有人献玉给宋国大夫子罕。子罕不要，那人说，这可是宝贝呀!子罕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我如收了你的玉，你我将各失其宝。所以，你还是把玉收回，我们各有其宝吧。2000多年来，子罕“不贪为宝”的故事为后人所称颂，这种高贵品格已成为华夏文明宝库中的一件瑰宝。其实，子罕何尝不知道美玉是宝，只不过他把操守看得更为珍贵，他知道自律，他能够自律。
还有一个法官，他同样拒贿，但理由却不同于子罕。他对行贿者说，我不是不爱钱，但我珍惜目前这个待遇优厚的职位。一旦我受贿，就可能丢掉这个职位，那么今后就没有钱了。同是清官，同是拒贿，但境界全然不同。子罕无需监督制约，就足以洁身自好，堪称圣人；后一位在监督制约下能廉洁守法，可谓君子。
其次，必须具有知耻心。任何人都有两面性（二重性），关键是如何抑丑杨善。人生面临着无数次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是对个人的一次检验和考验。在责任与放任、奉献与索取、为人与为己等等选择面前，能否做到难舍能舍、能取不取、有我忘我，这不是表一下决心就可以做到的。他必须有一种强烈的知耻心。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这句话还可以这样理解：人不能没有知耻心，不懂得知耻的耻辱，就会成为无耻之徒。芸芸众生之中，过去有人因误入歧途终生未果而衔恨不已，有人因夭折于漫漫求索中途而抱恨九泉；今天又有人“有利就想、有钱就图”而盲目冒险淘金落得有“家”难回，有人借改革开放的空子，追求低级趣味，满足吃喝玩乐而招致四面楚歌。
子罕知耻，故而毫不犹豫地拒贿。他知道，钱可以买到许多东西，但是，钱买不到的东西更可贵，那就是人格、精神和自律意识。所以，我们每迈出一步都要坚实牢靠，都要光明磊落，都要闪射出时代的精神，不为物牵，不为利诱，堂堂正正。
我们不是不要物质的富有，但不能在贪婪中萎靡；我们不是不要经济的宽裕，但不能在灯红酒绿中沉迷；我们不是不要在绿荫下的漫步，但不能在平静的湖面上不再划动双桨。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力求达到最佳生存状态，不同的人生观后面都有不同的人生信念：拼命赚钱以享荣华，是一种人生；梦寐以求黄袍加身，也是一种人生；淡泊宁静以求事业有成，又是一种人生。我们崇尚后一种人生，是因为它与前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出发点和归宿，它不受尘世名利的诱惑，把人间地位、声誉、富贵看得十分淡泊，从而坚持心中的是非，保持心灵的圣洁。否则，一个人一旦迷恋上金钱或者染上了官欲，他就必然冷落了志向，淡漠了事业，甚至于滑向放纵的深渊。
再次，要具有公仆心。公仆心是一个社会道德的问题，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和准则。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首先是仁、义、礼、智、信等重大道德原则；其次是忠、恕、孝、悌、慈、廉、耻、节等基本道德规范；再次是被称为“至德”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庸，最后是义利问题。
公仆心的集中表现就是“忠”，它是一条社会道德规范，历史上对忠的解释不全相同，或指为人坦诚，忠于朋友，即“与人忠”；或指忠于国家，“临患不忘国，忠也”；或指忠于民众，“忠于民而信于神”；或指个人修养境界，“无私、忠也”；或指忠于君主，“臣事君以忠”。忠恕是儒家给人们规定的信条，宋代朱熹加以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为恕”，“忠者天理，恕者人道”。而在血缘关系上，古代强调的是“孝”，实际上，“孝”是“忠”的延续，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孝是事亲之意，“善事父母曰孝”，“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人应孝。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孝道，认为“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孔子甚至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不仅是违背道德的，而且是法律所不能允许的。
公仆心就是“忠”、“孝”在人民面前的集中表现。有了公仆心，就能够树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就能够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亲民情怀，就能够高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思想，就能够“天下为公”、“推己及人”，就能够“积善成德”、“临大利而不忘其义”。我们经常讲密切联系群众，其根基在哪里？就是对人民群众无限的忠诚、无限的爱。亿万群众在革命战争时期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和平建设时期献出火一样的热情。革命和建设就是靠他们向前推进并取得胜利。令人痛心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感情在淡化，以至于某些地方已经亮起了警灯，一些无知无能者、一些糊涂愚昧者、一些堕落者正在将这一关系推向恶化的极端。
人民公仆就要解天下劳苦大众之忧，造天下劳苦大众之福，塑天下劳苦大众之魂。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自律、自勉、自奋。
三、他律的必要
现代管理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管理的闭合性。它是指管理的程序和载体前后上下互相制约、互相促进。改革开放以来，在管理中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因管理不闭合而导致的问题乃至灾难：常常有人钻政策的空子打“擦边球”，多次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利用“变通”的方式将原则改头换面……。所有这些，有人形象地总结为“抢绿灯”、“赶黄灯”、“绕红灯”。而这一切在特定的时候确有成效。因此，我们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甚至国家大法在这种“擦边”、“变通”、“绕道”之中扭曲了、变味了，它的直接恶果是管理效率的下降，管理成本的增加，而更潜在的、长远的恶果则是政风败坏、腐败肆虐、民心不满、政权基础动摇。
在一部分人手里，权力本身成了一种可交易的“商品”。而这种交易已经由开始认为是非法的、见不得人的，因而大量的交易是在幕后秘密的进行的，发展到今天成为公开性的、集团性的、行业性的、岗位性的。为什么当今中国如此多“霸”(水霸、路霸、电霸、房霸等等)?关键是这些行业都有自己的权力作依靠，而且对他人、他行业具有极大的、垄断性的管束权。就这样，在权力的支持下，腐败现象越来越公开化了。于是，许多权力都被标了“价”：盖一个章多少钱，批一张条多少钱，承包一个工程回扣多少钱……。于是，敲诈勒索、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都在“制度”的名义下发生了。于是，权力成了掠夺社会财富、掠夺他人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毒雾的蔓延，不知毒害了多少纯洁善良的心灵，不知给多少人带来悲愤与不平。
透过上述现象我们清楚地看到腐败现象与拜金主义之间赤裸裸的、公开化的“血缘”关系。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使穷怕了的国人开始奔钱思富。然而，有些人渐渐地步入另一个极端，对金钱的追逐，到了昼思夜盼、不择手段的程度，不管前面是壕沟还是深渊，一股脑儿往前扎，而且这种人越发多了起来。市场经济使这些人的认识误区加重，于是更加陷入“一切向钱看”之中不可自拔。
这些问题的出现除其它原因之外，无一不与管理不闭合有关。正因如此，许多国家都加强执法的监督、政策的配套、组织机构的完善以及人员职能的刚性化，以求达到管理的闭合。通过舆论、政策、制度、机构以及现代技术手段形成一种机制，使管理“纵向到顶，横向到边”。就是说，管理不只对下，而且要对上，不只对干部，而且要对所有人，做到管理无死角，监督无空白。
马克思曾经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离不开监督劳动。在人们的认识水平、思想觉悟尚未极大提高的时候，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还没有全面深化的情况下，监督劳动将是管理极其重要的环节。这种监督决不是对人格的否定，而是人们的智力、能力、体力尚不能及的情况下的有益补充，当然也不否认有些人离开监督之后的忘乎所以。
很可能，战场上号召一个战士为捍卫祖国走向前线比较容易，而在风花雪月中，要为“英特那雄耐尔”的实现付出三倍的汗水，就不那么痛快。因此，需要通过监督发挥制约、警示、补充的功能。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过，“要想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尤其对那些权力观念扭曲的人，就更需要如此。明代大将严忠济有一首小令讽刺那些视权如命的人：“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可见，这种人不加监督，权力将会何等的腐败。有一幅对联写得好：“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晨钟暮鼓”、“经声佛号”就是对权力的警示、对人生的警示。
因此，反对腐败仅仅靠自律是不行的，还必须强化他律。
第一、加强教育明辨是非。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教育必须是首先的。要从理论上、思想上、认识上帮助人们澄清是非，通过道德劝喻、明示荣辱、晓之利害，让人从心理上接受。真善美的东西要靠艰苦奋斗才能得到保持和发展，而丑恶的东西却很容易泛滥。因此，自律意识的巩固、教育的渐进性和长期性的特征，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有很大的缓冲余地，具有渐进性、滞后性和周期长的特点，需要软工夫和硬指标的结合，其难度和复杂性要给予充分地估计。在强化自律意识上盲目乐观、无视规律、急于求成的情绪是要不得的。同样，消极悲观、丧失信心、满腹牢骚的情绪也是无济于事的。每一个人都应当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净化自己脚下的土地。
第二、建立起严密与严厉的监督惩罚机制。所谓严密，是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足以制止一切侥幸心理；所谓严厉，是指不仅要让受罚者感到刻骨铭心之痛，产生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终身忏悔，而且要使其他人受到儆戒。以此，从外在的作用上推动管人者自管的自觉性。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解决好自律的问题，还须从他律开始，关键是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
第三、加强评价、及时警示。曾有人说，管理的本质是控制；又有人说，管理的核心是评价……。“控制”也好，“评价”也好，它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管理强化驾驭力。一是评价创造公平环境。通过评价是非功过，体现科学求实精神、体现集体的共同意志，让事实说话，让群众说话，让制度管用。二是评价具有导向作用。评价指标所指之处，正是岗位需求要害之处，也正是岗位人才努力的方向。实践证明，对岗位人员的评价指标已经成为本岗位人员在工作中的导向。三是评价具有激励作用。评价结果不仅在使用、奖惩、晋职、晋薪、解聘续聘等多方面得以兑现，而且评价的结果还公开公示。这样以来，人才评价会给所有被评价者以潜在的压力，正确引导这种压力就可以变压力为激励、为动力。
第四、人人学会“慎独”，并自觉服从监督。谁也不是“圣人”，人人都有七情六欲，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人身上，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基因同在，我们要善于抑恶扬善，做一名诚实正派的公仆。由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性，监督的职能往往出现鞭长莫及和覆盖不到的“空档”，因此，这时人们的“慎独”境界是非常需要的。就是说，人们应该具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严格要求自己，学会自己约束自己，自己监督自己。即使是在无人知晓、无人监督、个人独处的情况下，也能自觉地、一丝不苟地遵守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这正是人们高尚之所在，也是思想工作的难度、深度和功力之所在。
总之，我们不能失去行为的自制力，失去自制力就必然走向放纵。凡欲成大事者，必先克己，从修身做起。对任何人都一样，一个人不能管理自己，就不能管理他人。不能修身，则不能齐家，不能论事治国，更不能闯荡天下，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人获得每一点成就，都要付出代价和牺牲。这种代价和牺牲的核心是“克己”。克制自己还是放纵自己？这是每一个希望获得成功的人必须面对的选择。但是，第一，事物在渐变中发生，人们易于接受渐变，不易察觉渐变，侥幸带来了暂时的舒适和满足；第二，为了长远利益和更高的目标，为了人生的高尚，拒绝眼前的安适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这就需要自制力，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极大的努力。人一旦战胜了自己，不但可使自己身心健康、事业有成，而且使自己的意志品质获得极大的磨炼，使自己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
四、自律他律的辩证法
高尚的品质毕竟不像时装、不像美食那样容易推广普及。所以，对一般人而言，前面提到的那个子罕有些高不可攀，而后面这位可能更能使人觉得可信、可行，它说明，没有圣人的觉悟，照样可以廉洁奉公，因为他尊重他律。
不幸的是，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试图塑造一些似乎不食人间烟火、毫无普通人欲望的绝美典型，作为普通人效仿的样板。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六亿神州尽舜尧”。片面强调教育、觉悟、精神，幻想经过几次学习，人人便都可以成为高尚的自律者，因而漠视他律的刚性作用。同样，有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只要有了律条，世人就会一呼百应，达到“明刑至于无刑”的境界，从而忽略了教育的功能，让法纪成为人们内心的承诺。
其实，自律和他律是一对孪生兄弟。自律不是凭空猛然出现的，它是他律长期作用的结果。前面所言两位清官，一位是为了“守节”，一位是为了“守位”，尽管境界不同，但是都做到了洁身自好，堪称表率。他们的高尚行为是自律的结果还是他律的结果？我们常常很难区分。实际上自律和他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互促互动、相辅相成。自律是他律的目的和归宿，他律是自律的先导和桥梁。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常常将自律和他律并重并用，在不同人的身上，二者的表现程度不同。有些人更多地表现为自律，这是人类的精英；有些人更多地表现为他律，在他律的作用下能够守律，这也是社会之大幸。而在更多的人身上，可能是自律和他律在同时发挥作用，果如此，则社会有序、人民安生，进而是国家发展富强、人民富裕安康。这是一幅多么美妙而迷人的图画啊！这是一个多么健康而和谐的社会啊！
（作者为中国人才学专委会理事长，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党委书记，山东省高等教育人才研究会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