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其绪

知识经济正扑面而来，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由于社会和人才知识含量的进一步提高，人的行为规范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调节将更加复杂化、知识化。同时，在比工业经济时代更为高级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价值将会得到相应的提升，人将不再被看作是发展经济的工具和手段，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于是，人才的“知识道德”问题必将成为一个紧要的话题。

所谓“知识道德”，是人类道德规范总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在知识的创造、使用过程中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知识道德”是知识界所特有的道德品质，是对各类人才提出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高尚的道德要求之一。人才具有“知识道德”，就会对探索知识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对使用知识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就会具有用知识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良知，从而用知识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和持续发展。

一、 “知识道德”提出的背景和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厚德载物”、“不恒其德，无所容也”。哲学家康德也以心中的“自然律”和“道德法则”为永恒。因此，“知识道德”的提出，既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标新立异；它是从中西文化中得到的启示，也是对历史的追溯和对现实的思索。

(一) 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英国哲学家培根早在300多年以前就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事实上，知识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推进力量，也可以是人类和社会的摧残力量。诺贝尔发明了炸药，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了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同时也提高了战争的杀伤力和毁灭性。原子理论是20世纪人类在探求知识方面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把人类的视野带入更加精微的领域。但人类对这一尖端知识最先的运用，却是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升起的蘑菇云。此后，一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的核军备竞赛，致使人类所拥有的核武器已经能够把地球毁灭几十遍。知识的政治化固然可怕，但如果缺乏道德约束又会怎样?尤其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惊奇地发现，知识在给人类带来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增多的负面影响，并引发了一系列危机，如核威胁阴魂不散，局部战争和种族冲突延绵不断，自然资源被掠夺性开采，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在精神领域，也出现了邪教抬头、信仰危机、精神失落、道德滑坡等与时代发展不和谐的现象。

出现以上问题，固然有知识政治化和功利化的原因，同时与人才培养中的道德弱化不无关系。在工业经济时代，人才培养片面地重视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而忽略了道德的教化和人格的培养，致使他们成为“单面人”、“经济动物”。《华尔街日报》称，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公立学校多半取消了正规的品德教育，致使今天的青少年几乎处于“道德空白状态”。现在，大学校园里较为普遍地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大学生轻生、犯罪问题，也都可以由此找到根源。要根治这些问题，人的道德强化不啻为一剂良药，正如1983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的宣言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 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二) 知识力量的三重展示

知识首先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以牛顿的力学三定律为基础，建立了应用力学，从而产生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机械工业，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据有关资料统计：1770年，英国科学技术造成的生产率与手工劳动造成的生产率的比例为4∶1。到1840年，这一比例达到108∶1。机器大工业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倍，英国的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占31％，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21％。也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果，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同样，电磁理论等引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德国成为世界工业文明的中心，拥有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实力。而以计算机科学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引发了“第三次浪潮”，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霸主”。

知识也是人类改造社会的力量。人类在利用知识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由250万年前的原始人，发展到今天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文明人，知识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知识，人类还会在黑暗与蒙昧中爬行。哥白尼创立的太阳中心说，驱散了中世纪的思维阴霾，使欧洲大陆从宗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达尔文的进化论传播到中国，改变了当时中国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束缚，推动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爆发。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作用是这样，社会科学的作用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完善和发展，开辟了人类社会的新纪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严格说来，知识还只能看作是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潜在力量，而不是现实力量。由前者转化为后者还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并存在着众多的制约因素。知识要变成现实力量，必须首先附着在人才的身上，经过人才能动地学习、创造和应用。由于人才的道德水准决定着知识发挥作用的程度与方向，因此，加强德育、塑造精神也应成为人才培养的首要原则。

知识还是人类改造自身的力量，而且是直接力量。我国最早的著作《礼记·学记》一开始就讲：“化民成俗，其由必学。”《吕氏春秋·尊师》也指出：“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深刻揭示了人的聪明智慧与学习知识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能够开蒙昧、启智慧，能够改善人的心智模式，使人由粗鄙到文明，由笨拙到灵巧，由纤弱到强大，由世俗到神奇，能够不断地开创新的业绩。

知识的源泉是真，而道德的评判标准是真和善。知识要发挥正面作用，不仅要有真的源泉，而且要有善的取向。所以，从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上，二者的本质是一致的，它们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制约。

(三) 企业伦理兴起和组织模式再造

社会的发展使企业重新审视自己的终极目标。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社会责任。据《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在其力作《全球两难》中指出，调查表明3／4的美国企业正在构建企业伦理，越来越多的企业设立了伦理官员，通常是一名副总裁。美国的一些商学院已将企业伦理作为MBA的必修课，探讨新形势下企业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一般认为，合乎伦理的企业行为应该是：提倡交易保密，避免利益的实际冲突；赞赏承诺，避免欺诈，公平地满足交易各方的合理预期；有责任感，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杜绝种族、性别和宗教歧视，关心人，关心环境保护，尊重个人独立，允许人们作出有关自我实现的决策；遵守国家法律等。企业伦理的内容与人的道德素养密切相关，因此企业伦理的构建也应以员工的伦理道德为支撑。

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组织的模式向着虚拟化、网络化、国际化发展。人们工作的方式将柔性化，如灵活的工作时间、场所；人才资源管理的方法也逐渐转变为刚性与柔性相结合，如新的招聘、雇佣、培训、报酬、退休制度等。尽管组织对成员进行管理和监控的方法、手段将会更加先进和高明，但成员更多地是在无人看管的环境下，或者是在异国文化环境下工作，组织对成员之间相互协调的依赖性将会更强。要使成员对组织保持忠诚感，并要在成员之间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使组织成为富有战斗力的团队，刚性管理中的制度约束、纪律惩罚和金钱刺激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辅之以一定的道德约束。

(四) 当今“高知犯罪”的警示

面对汹涌澎湃的知识浪潮，我们可以尽情享受高科技知识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可能面临着高知识带来的恐惧和烦恼，如“高知威胁”和“高知犯罪”。现在，已经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有人将本单位花大本钱研制的软件系统私自转卖，中饱私囊；有人将他人的知识产权据为己有；有人精心设计，利用放射源残害举报人；有的“黑客”利用通信软件，通过网络非法进入他人系统，截获或篡改计算机数据，窃取商业机密、军事情报，盗取巨额资金，致使交通指挥失灵，网络运转瘫痪，严重干扰经济秩序，甚至危及国家安全；我们时时都在防范的计算机病毒、色情网络等。随着高科技知识的发展，人们犯罪的手段和方法会越来越高明，某些犯罪给他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也会越来越大。虽然我们可以通过高科技的司法手段去惩罚“高知犯罪”，但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已成不可逆转的既定事实，法律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法律手段在许多时候已经无法弥补造成的损失。因此，我们还是希望通过道德的教化，既提高个体和社会的文明水准，又防“犯罪”于未然。

二、 培养人才“知识道德”的思路

知识道德与职业道德、社会道德一样，既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传播，它需要培养造就。而且这种培养造就知识道德的方法和渠道不是孤立的、简单的。

(一) 强化人才“知识道德”培养的新理念

知识道德是知识经济下的产物，“知识道德”的培养是一个全新的理念，让全社会接受并付诸行动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传播与确立甚至比一般知识更加艰难。基于“知识道德”的重要性，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目前，关于“知识道德”的问题已经引起一些国家的重视。美国《华尔街日报》曾大声疾呼：“品德教育是解决我国国民品性危机的最重要的办法之一。”去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国家创造技术协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对技术经济的专门人才加强道德责任意识教育。他告诫那些持有“技术可以超越道德”观点的学生，这将带来严重后果。他说，如果在技术课堂上不对学生灌输高尚的价值观，技术就可能失去为社会服务的目标，给社会发展带来灾害。近两年，我国教育界提出的素质教育，也是对人才培养工具化和实用主义思想的矫正。

(二) 培养对知识的责任意识和探索精神

我们强调“知识道德”，并不是回到“政治挂帅”、“道德至上”的老路上去。没有道德约束，一个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可能比一个文盲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同样，一个道德高尚但没有知识的人，无疑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残疾人。因此，我们所强调的是以德育才、以德用才、德才兼备，强调具有高知识含量的“德”与“才”的有机统一。

面对汹涌澎湃的知识浪潮，人才应该有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和持之以恒的专注力，才能成为知识英雄。对于知识，人才应该有“主知识经济，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应该有“天下兴亡，人才有责”的雄心和壮志。对知识的探索，不要求人才去做“寻章摘句”、“数黑论黄”的“儒士”，而应将创造力推向现代知识的最前沿，在学习和继承他人知识成果的基础上，勇于对现有的理论、学说提出质疑，不断推陈出新，创造新知识，应用新知识。

(三) 培养使用知识的社会责任感

人才居于人力资源金字塔的顶部。人才与一般的人力的区别，不仅在于人才有“高知”，而且有“大德”。考究历史，我们也会发现，绝大多数有作为的人才，都集科学上的成就、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道德品质于一身。从使命上讲，人才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说，人才只有把自己的事业同社会进步紧密结合起来，运用自己的知识和道德推动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才能显示出自身的价值。因此，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人才成功的内在驱动力。在人才培养中，就应该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作为道德教育的一部分，使人才不仅能博学多思而“独善其身”，而且能敏于躬行而“兼济天下”，从而使自己的知识真正成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力量，给人类带来福祉。

(四) 引导人才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在爱因斯坦的育人思想中，特别贯穿着这样一个主旋律：“只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也特别重视人才德与智的协调发展。《论语》中提出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揭示了人才治学与道德修行的有机统一。《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阐明了成就事业与治学修身的逻辑关系。在人才培养中，应引导人才从古今中外的文化宝库中吸取营养，使人才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和“文化人”，而非“单面人”、“经济动物”和“机器”。人才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不能忽略除接受知识之外的“另一半教育”，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拥有渊博知识和高尚道德情操的人，能够用自己的知识、智慧、人格和精神去影响社会，真正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五) 发挥知识力量的作用改造主观世界

学习知识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起点和基础，而应用知识改造世界观则是一个经天纬地道理，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人才的“德、识、才、学、体”五要素中，“识、才、学”直接与知识的学习密切相关；“德”，即高尚道德情操，要靠知识来塑造；“体”，即体魄的健全和心理的健康，要靠知识来保证。因此，人才在运用知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同时，也要运用知识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和思想境界，使自己成为“撼天地、感日月”的“君子”。因此，人才培养必须以德智统一为出发点，构建人文精神，克服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在教人以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贯穿做人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和崇高的价值观。

(六) 营造刚柔相济的社会环境

人才“知识道德”的培养，还有赖于营造刚柔相济的社会环境。从刚的一面，必须提高司法手段的知识含量，运用高科技加强对“知识犯罪”和违反“知识道德”行为的防范，加强对“知识犯罪”的惩处。以至于达到“明刑至于无刑、明法至于无法”的境界，营造有利于培养人才“知识道德”的硬环境。从柔的一面，必须运用舆论工具，宣传和表彰“知识道德”的典范，以至于用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保障典范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与此同时，加强对违反“知识道德”行为的谴责，提高全社会对违反“知识道德”行为的警惕和制约，引导社会舆论、树立是非标准和善恶观念，营造有利于培养人才“知识道德”的软环境。

（作者为中国人才学专委会理事长，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党委书记，山东省高等教育人才研究会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