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秀生

官本位是一种与现代文明相悖的封建意识，其特征是社会成员把任官视为最优的职业，并且以所谋官职的高低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一般尺度。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官本位的弊害越来越突显，它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一、官本位形成的制度因素

官本位思想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制度因素更带有根本性。从制度因素看有三：一是官员特权制度，二是社会等级制度，三是单一的人才培育、选拔、激励制度。

其一，官员的特权制度，造成了特殊的利益导向。我国官员特权制度，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周王朝对官员的特权就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包括宫城与官府建筑、秩禄与田产分配、定罪与量刑袒护、衣食与住行礼规、官职与爵位世袭等。

首先表现为“为官则富”。周代，自天子至下士，共六个等级，其俸禄以上等农夫的供养能力为最低标准，如“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上农夫食九人，下农夫食五人)，“诸侯国君十卿禄，(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四大夫禄，(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倍上士，(食七十二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食九人。)”从这些记载看，官员与农夫之间的劳动价值量相差巨大，官员一劳百值，是下等农夫的1-576倍，此尚不含天子。这种劳动价值量的差异，必然诱使平民千方百计地入仕(周代的卿、大夫是世袭的，但士是从平民中选拔的，而且入士后，可以逐级提职升爵)。同时，官员的上下级之间的秩禄相差悬殊，从诸侯国君到下士，相差320倍，平均相差64倍。上下级之间的这种悬殊差异，进一步驱使各级官员为晋职升爵而终生拼搏。

其次表现为官员不仅要富，而且要贵。表现之一，即法律袒护。周制，为各级官员制定了法律袒护制度，共“八辟”：议亲之辟、议故之辟、议贤之辟、议能之辟、议功之辟、议贵之辟、议勤之辟、议宾之辟。辟者，法也。凡是与官员相关的亲、故、贤、能、功、贵、勤、宾之列，都可以宽恕和赦免。这就是“刑不上大夫”之源渊。西周官吏的特权制度，集中反映在《周官》(又称《周礼》)中，各种特权无所不包。后经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两宋、元、明、清各朝代的补充和细化，官员的特权制度进一步完备。如官员的“荫子”特权制度(根据不同等级的官爵，确定其对子孙入仕的优待)、官员的“卤簿”特权制度(仪仗队、警卫队及迎送人员的布阵、队列)、官员的“田产”特权制度(包括永业田和职分田)、官员的衣食住行特权制度(不同级别不同职务的官员，有不同的规格和标识)等等。其中，唐代官员致富的法定途径是田产特权，国家根据职务的高低而授予官员“永业田”和“职分田”。规定“永业田”可以传子孙，若在职期间，发生伤、残、亡，“职分田”亦可传子孙。以五品州官为例，永业田八顷，职分田七顷，共计十五顷，合1500亩；七品县官，永业田、职分田合计600亩。而一个平民丁男，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合计100亩，其中只有20亩永业田传子孙，口分田则人终田归府。况且，官员优先占取土地，而平民往往无田可分，法律所规定的平民应分田数目，一般得不到保障。在古代，土地是最可靠的财富，而谋取官职是获取大量土地的捷径之一，这种现象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尤为重视防止和克服各级干部的特权思想和行为，尽可能地缩小领导干部和一般群众的待遇差别，特别是建国初期。形成的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与重视克服干部的特殊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举措都表明了我们始终是反对官员特权制度的。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受历史惯性的影响，我们的干部仍然有这样那样的特权现象，这集中体现在“弹性职务消费”这一环节上。所谓弹性职务消费，即工资待遇之外的依干部职务高低而配给的其他方面的人、财、物消费，如房子、车子、社交、医疗、工勤等。实事求是地讲，一定的职务消费是工作上的客观需要，但问题出在“弹性”上，而且往往上弹。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这种“弹性职务消费”档次和数量越来越高，不仅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感，而且成为官本位思想在新形势下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历史上官为贵的社会等级制度，造成了畸形的社会意识。我国古代的社会等级制度是“贵官贱民”的。这种社会意识的初始原因是，由于生产力落后，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力量渺小，所以畏惧大自然，祈求天的保佑。而人间的君王，为了巩固其统治，便顺势自称“天子”，于是，敬天就必须敬天子，由敬而尊，由尊而贵。君王一身二任，上为天子，下为官首，进而由贵天子导致贵官。进入奴隶社会后，便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

夏、商时期，人的社会地位已经划分为三等：贵族、平民、奴隶。此时官和贵族是一体的。在周初，又把平民分成士和庶两大类，“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从此，士则成为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一个阶层。平民要改变身世，进入贵族，必须先入士，再入仕，方能贵。春秋战国以后，社会等级更加分明：“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社会格局已经形成。秦汉时也基本如此。到隋唐时期，工商业者的地位继续下移，而官吏的地位不断抬升，其中规定工商业者的子孙无资格参加科举，“刑家之子，工贾异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者有罚”，工商业者的地位已等同于“刑家之子”。发展到元代，人已被分成十等，一般说法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进人清代后，社会等级制度，进一步加剧，除了满汉差别之外，又分为官、军、民、匠、灶、奴仆、娟优、隶卒诸等级。总之，我国古代的国家意志都是贵官贱民的。这种扭曲的、几千年一贯制的社会等级制度，必然要在人们的意识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并以文化形态渗透于当世，惯性于后代。我国现阶段之所以仍然存续着官本位思想，除了物质因素之外，与几千年来因等级制度而形成的“贵官贱民”的意识，有着直接的脉缘。

其三，单一的人才培育、选拔、激励制度，导致人们追求优越职业的目标和途径单一。我国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人才选育、激励制度结构单一的问题，即人才选育、激励制度单一地集中在官制上，形成了一套完备而周密的、以激励标准、激励过程、激励方式为基本内容的官员职业激励体系，而对其他职业人才，则缺乏高效的选育、激励政策和制度，致使其他职业既缺乏人才又缺乏吸力。

有关官吏激励制度，中华民族具有独特的智慧。先后经历了原始的军事民主选举制，夏商周的官举和自荐制，秦汉时官民合一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制，隋唐至宋、元、明、清的科举制。夏商周以后，为了与选官制度相适应，各级政府开设官学，如三代时期的庠、序、校，秦汉以来的乡学、县学、郡学、国子监、太学等，通过读经研史，让学生修官德、积官识，使培养与选拔相辅相成。特别是科举制度，被西方所效法，改良成了西方文官制度。但是由于人才培育结构和选拔、激励体系单一，导致全社会的精英汇挤于仕途——试官、入官、做官、升官，否则别无其他步入显贵的正途。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对官吏的升迁，特别重视正途与非正途之分，正途是指通过科举入仕，非正途则通过军功、门荫、纳资、入流(类似当今“转干”)等途径入仕。正途升迁较快，而且可以升高官，直至升至宰相，而后者很难升为高官或要官。所以人们又不得不耗尽青春年华，穷经应举。这种单一的人才培养、选拔、激励制度直到晚清的洋务运动才开始有所改进。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完善和优化了人才培养结构，各类学校的比例比较合理。但是，激励制度客观上仍偏重于各级各类干部，干部的经济待遇、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实际上远远高于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改革开放之前，干部地位的优越性，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待遇上；改革开放后，经济待遇也上来了。所以人们仍然把从“官”视为当今社会最理想的职业。

从以上的分析看，官员的特权制度和“贵官贱民”的社会等级制度，必然诱使人们作出“仕则富贵”的逻辑判断和推理。而单一的人才选育、激励制度，又必然迫使世间的精英争挤仕途之独桥。前者形成极大的诱惑力，后者又是必经之路，一诱一迫，官本位的思想和行为就势在难免了。

（作者为山东省政府参事、省委高校工委原副书记、山东省高等教育人才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