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秀生

二、官本位的弊害

职业特权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在阶级社会中是难免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激励制度有所偏重，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但是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程相适应，使之动态化。在古代社会，国家的政权职能主要是以政治统治为主要任务，繁荣经济和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次之。因此，这一时期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的重心，放在与巩固政权直接相关的吏治和军事上是必然的，所以我国古代的官吏特权制度、官为贵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单一的人才培育、选拔、激励制度都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其目的就是突出对官吏的激励，把社会精英或贤能之士集聚在统治者的旗帜之下，形成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这是生产力处于落后状态时的历史产物。但是当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步入近代以后，以国家意志确定的官吏特权制度、官为贵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一元的职业人才培育、选拔、激励制度之弊端就越来越突显了。

其一，社会精英挤于仕途，人力资源严重浪费。中国的人口在世界上自古以来就是第一位的，中国人的智商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无论是量还是质，中国的人力资源极为丰富。但社会系统论所揭示的真理是，在社会要素既定的前提下，社会要素的组合结构不同，决定着社会总能量的释放。中国人力资源的能量因人才结构不科学，长期处于单序结构，使人才能量的释放口单一而狭窄，严重地阻滞了总能量的释放。庞大的人力资源基数与制约能量释放体制的漫长历史之乘积，使中国浪费的人力价值难以计数，耗掉了中国发展的巨大潜能。

其二，职业官吏总量过剩，科技工贸人才严重缺乏。在我国的历史名人中，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群星灿烂，光彩惹眼，芳及世界。而科技名人、工商名人则凤毛麟角，寥寥无几，以著名商人为例，世上垂名的只有罕见的几位，如春秋的范蠡、子贡，清朝的胡雪岩等，况且范蠡和子贡又身兼政治家。科技名人更是少得令人心寒。中医本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俗称“医易(周易)相通”，但这方面的名家也屈指可数，只有岐伯、扁鹊、华佗、李时珍等。这足以证明人才结构的单一性，即官才有余，器才罕见。虽然，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有所顿悟，先后在洋务派、变法派的推动下，开办了许多实业性学堂，培养了一些科技、工商人才，但与以读经书为主的科举士子相比，科技、工商人才的数量微不足道，加之官本位的惯性，这些仅有的科技工商人才也未必安心于本业。

而西方国家，多元的人才培育、选拔、激励制度，比中国提前实行了200多年。如英国，17世纪就创办了科技知识学院——格列沙姆学院，18世纪中叶，英国皇家技术协会成立，对科学技术研究和发明进行奖励。再如德国，19世纪30年代时，科学家就已经成批涌现，成果累累。日本的振兴，实际上也是从人才制度改革入手的，由单一的“仕学”教育，发展为海军学校、陆军军校、普通学校、专门学校，形成了多元人才培养与激励制度。近代社会以后，中国与西方社会发展的差距，固然有诸多因素，但是单一的人才培养、选拔、激励制度是导致中国人力资源浪费、科技人才缺乏，进而导致生产力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另据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研究，我国在14-15世纪时期，从社会资本总量、土地流转制度、国家税收政策、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程度等方面的条件看，完全可以比西方早发生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但是由于科技人才的缺乏，而失去了社会变革的机遇，而使这一机遇推迟300年后，让英国抢去了。其分析非常精辟。

即使当今社会，在我国的人才总量中，文武官员的数量仍占多数。特别是各级党政干部，在数量上出现超常的饱和，国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精简分流。而科技、工商人才的总量却严重不足，特别是企业家更是稀缺。科技、工商人才总量不足，已经是制约我国经济快速振兴的人才瓶颈。

其三，面对有限资源(官位)的竞争，官场腐败滋生。如两汉时期的察举制，社会上流传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等良将怯如鸡”的民谣。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隋唐以后的科举制，舞弊之事，逐年攀升，花样奇巧。毋庸置疑，当今社会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吏治腐败，与官本位现象的存在也直接相关。

三、制度性对策

探讨官本位的成因、弊害，目的是为了采取对策以纠弊。总的对策是：构建多元的人才激励制度，使社会精英向社会各行各业分流和配置，从根本上克服千军万马挤仕途的矛盾。同时，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的择业观，把因材择岗、人尽其才作为择业的标准。

其一，调整国民收人分配政策，向科技、工商业者倾斜。通过调整国民收人政策，使科技工作者和工商纳税人的经济收人处于全社会的最高水平，在落实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其收人水平，鼓励该职业的从业人员实行年薪制和项目承包制，提高其竞争性经济收人。当今社会，已经进入新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时代，科技创新和经济腾飞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激励制度必须向科技、工商人才倾斜，否则，将会继续延缓社会文明的进程。

其二，从经济上对官员实行中度激励政策，使其平均薪酬随工商纳税人的平均收人联动。公务员的平均收人水平，以工商纳税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为基准，由工商纳税人的收入水平决定公务员的收入水平，二者或者等同，或者公务员略低于工商纳税人的平均水平。这样，还有利于使全社会关心纳税人、尊重纳税人、支持纳税人。另外，变公务员的“弹性职务消费”为定额职务消费，通过“房改”、“车改”、“医改”等措施，逐步取消“弹性消费”，从而降低公务员职业的特权吸引力。在经济上对官员实行中度激励政策，这不仅是社会动力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要求，而且是政治学应该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因为无论哪个历史时期，无论哪种社会制度，执政阶层都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其执政性和执法性使这个阶层永远处于强势的社会地位，诸如工作和生活上安定，经济上有保障，政治上受到社会礼遇，等等。这种职业特点，会促使众多的人去选择它，而且往往是社会谋职心理的第一指向。所以，为了调节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社会精英过度集中于公务员职业，必须从经济上对公务员职业采取中度激励政策。

其三，提高科技、工商职业的社会政治地位。职业的社会地位，决定着人们的从业向往度。社会地位之因素是多元的，经济因素固然是第一位的、基础性的，但政治因素是嫁接在经济因素之上的“精神之冕”，这恰恰是人们的高级需求，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质所在。所以必须提高科技工作者与工商纳税人的政治地位。一方面加强政治舆论导向，改变社会观念，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纳税人、尊重科技工作者的意识和风气。另一方面，在各级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中，提高科技工作者、企业家的代表比例，充分发挥其参政议政的作用。在一些发达国家，实业家在议会中的席位始终占多数。据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统计，美国最上层的掌权者有5000人，而企业家阶层占了3572个席位，占上层执政总人数的 71.44%，可见，美国企业家掌握了美国的社会。参政议政不仅是经济利益的政治表现，而且是社会地位的政治标志。

其四，一手抓制度改革，一手抓思想教育。必须在全社会进行科学的职业观和价值观教育，引导各类人才树立因才择岗、奉献社会的意识。心理科学证明，每一个人的禀赋和才华是千差万别的，只有因才择岗，方能人尽其才。社会是五彩缤纷的，各种职业各个岗位都是人才能量的释放场，选择职业应以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为前提，以最大限度地奉献于社会为原则。

（作者为山东省政府参事、省委高校工委原副书记、山东省高等教育人才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