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秀生
二、“立德树人”的社会实践
“立德”与“树人”的概念开始是分别提出来的，“立德”是对所有人，对整个社会讲的；“树人”说的是人才培养。但是把“立德”和“树人”结合起来，作为人才教育的理念，付诸社会实践，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
（一）古代人才培养中的立德树人
中国古代的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西周之前，是立德树人教育的萌芽时期。到西周时期，官办教育已经比较发达，有两大系统的学校，包括国学和乡学。西周国学的教育内容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德”居首位；而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基本内容，“礼”教居首位。证明“德”在这个时期，已经放在教育内容的第一位。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盛行，孔子起到了开辟道路的作用。这一时期是立德树人教育的全面起步时期。它的标志是：在西周之前官学“明明德”、以德育人基础上，春秋后期出现了孔子办学，而孔子十分重视道德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因此有人感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德”，“德”是儒家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孔子在《尚书》之“德”与《道德经》之“德”的基础上，又融合了西周“礼乐”文明中的“勤朴古健、果义敢为、善始善终”等“德”行，形成了儒家的“德”。儒家所要立的“德”，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内心的本性、品德；二是指人的外在的行为。
孔子所要推行和树立的“德”，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讲，主要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中。孔子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举世公认。而且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始终贯穿着“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
譬如，孔子教育自己的弟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被后世用来提醒人们用老实的态度对待知识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要养成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避免鲁莽虚荣的风气。再如“因材施教”的思想，就是针对学习的人的志趣、能力等具体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要求教师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学生的个体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因材施教既是立德又是树人，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孟子（前372—前289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孟子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事业。《孟子·尽心上》中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就是他把培养人才视为人生的三大乐趣之一。孟子四十岁以后，他带领弟子游历各国，往来于诸侯之间，处处受到礼遇，度过了二十年的时光。晚年回到故乡专门从事教学与著述。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孟子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
孟子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圣贤”及“大丈夫”，而且要把德放在首位。孟子非常强调意志品质的锻炼，尤其是主张在逆境中得到磨砺。他有一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可见，艰苦的磨炼，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吸取教训，受到锻炼，对于一个人才的成长是多么重要。
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是私学盛行，德育为先。到汉魏隋唐时期，官学成为主导。由于从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经典“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作为大学的法定教材，积极推行儒家的道德观念，也说明这一时期是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第一位，事实上也是在实践立德树人。
宋元明清时期，官学与私学并行。官学继续发展，私学又有了新的突破。从宋代开始，书院作为教学机构得到全面发展。书院要求弟子学做人，追求人格之完善。官学中的教学内容从《四书》、《五经》增加到《十三经》，不仅加强了对学生思想的控制，而且加强了对教师的管理、录用、考核。这说明，宋元明清时期立德树人在稳步发展之中。
这一时期，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年）对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人说他是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教育家。朱熹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认为，德行对人的意义非常之大，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朱熹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提出关于道德教育的若干思想，反映了他对于道德教育的某些规律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并看到了道德行为在人的行为中的巨大作用。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科举考试、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与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
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容易受到社会上各种思想的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不可以使他们娇生惯养。家庭教育不可以有丝毫的放松。他认为，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要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说明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朱熹的道德教育包括：一是立志。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二是主敬。就是内心涵养功夫。三是存养。就是“存心养性”，发扬善性。四是省察。就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搞好自身道德修养。五是力行。就是将学到的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行为。
（二）近现代人才培养中的立德树人
近现代人才培养的实践中，立德树人也普遍实行。一些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就充分体现了立德树人的思想。
蔡元培（1868—1940年）是中国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辛亥革命后，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后任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生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努力奋斗，对中国近现代的人才培养作出了杰出贡献。
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一文，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认为，军国民为体育，实利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体。
1920年，他发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认为：普通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健全的人格”。北京大学校长严复曾提出教育必须从德、智、体三方面提升学生素质，实现全面育人。“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在严复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德、智、体、美、群”五育并举的主张，“德育”放在了首位。
蔡元培提倡完全人格教育。他认为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因为它决定我们用什么去培养和怎么去培养。他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就是造就具有完全人格的个人。蔡元培为实现对国民进行完全人格教育，提出了“五育”并重、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五育并重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美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蔡元培告诫我们：“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梅贻琦（1889—1962年）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之一，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这是对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和蔡先生一样，梅先生也是把德育作为五育之首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他所推行的德育，主要是爱国主义和健全人格两大项，这两方面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统一的。梅贻琦1934年12月3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讲话》中说：“养成勤俭德行，尊重团体秩序，是最关重要”，“希望吾们更造成健全人才，以备国用”。在德育中，梅贻琦和蔡元培一样也强调人格与爱国。他对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说：“诸君在国外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态度，研求真理。”这是梅贻琦德育思想的体现。在德育中，梅先生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他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许多人对“大师”有片面的理解，仅看到学问的一面，而梅先生讲的“大师”则是学问、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教学纪律方面，首先从教师抓起。对于学生，有关考勤、考试的纪律也十分严明。
陶行知（1891—1946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先生这一至理格言，是我们“教书育人”的永恒主题。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德育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他曾说过，道德是做人的根本一环，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陶行知先生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献身人民教育事业，寻求探索中国教育之光明大道的生动写照。他认为教师应“发前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提倡教师做一个发明家，不做一个教书匠。道理很简单，其一，教师不是处在世外桃源，学生面临的挑战，教师同样首先遇到，他应先于学生获得这些本领和品质。否则，他就无法引导学生既学会生存又学会关心。其二，有创造性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有创造能力的学生。教师应“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
陶行知有一个“四颗糖”的故事。一次，陶行知看到学生王友用泥块砸同学，当即制止，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王友已等在门口准备挨训了。没想到陶行知却给了他一颗糖，并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很准时，我却迟到了。”王友惊疑地瞪大了眼睛。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对王友说：“这第二颗糖也是奖给你的，因为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停止了。”接着，陶行知又掏出了第三颗糖：“我调查过了，你砸的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遵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王友感动极了，哭着说：“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是自己的同学。”陶行知这时笑了，马上掏出第四颗糖：因为你正确地认识错误，我再奖励你一颗糖。我的糖分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这个故事说明教育家陶行知在育人方面很动脑筋，很有办法，很注重道德品行的培养。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是陶行知先生作的《自勉并勉同志》诗。他自己的一生正是不断追求真理，学做真人的典范，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人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了终生。194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得到陶行知先生去世的消息后十分悲痛，沉思良久，凝重有力地写下：“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延安党政军民学、社会各界联合召开了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徐特立(1877—1968年)是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毛泽东等著名人士的老师。曾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长沙第一女师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延安边区政府教育厅长等。他以57岁高龄参加了红军长征。
徐特立是我国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从事教育和革命长达七十多年，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1940年至1942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毛泽东称赞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在高等教育方面，徐特立高屋建瓴办好延安自然科学院，使其成为培养“革命通人、业务专家”的摇篮。徐特立具有身教重于言教的品德，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他认为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人，教育后一代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人。因此，学师范，做人民教师的人，其思想品质的好坏，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他强调教育首先要塑造人，教育要着重培养人的创造思维和创造力，解决了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诸多基本问题。
成仿吾（1897—1984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文学家、翻译家。参加长征，曾同毛泽东、周恩来、徐特立等同志一起倡议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曾任陕北公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华北联合学校校长。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东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校长。他知识广博，了解教育工作的规律。他强调要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需要办学；提倡实事求是和独创精神，主张办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教育；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他坚持学校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各级组织的作用和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尤其重视师资的培养和提高，要求教师言传身教、教书育人。成仿吾在山东大学工作16年，他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三者不能偏废。他特别强调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远大的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简要回顾不难看出，中国的圣哲先贤、志士仁人不仅创造了德，而且积极发展和践行德，自身德高，重视德育，立德树人，培养了大批英才，几千年一脉相承。
（作者为山东省政府参事、省委高校工委原副书记、山东省高等教育人才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