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秀生
官员是人才中的人才，社会的精英。选官标准是用人的根本，选什么样的官执政，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历代如此。因此历朝历代对掌握选官标准都很重视，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政治制度倾力建设。
我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源远流长，种类繁多。从历史发展总趋势看，大都把德才兼备视为最高标堆。但是，从历朝历代用人的实践来看，就德才标准而言，“兼备”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只能在相对中把握，并不能理想化。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统治者的意志，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不同的内涵，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从原始社会初期，到清朝末年，选拔官吏的标准大体上经历了技能至上、贤能共主、强者为王、唯才是举、德才兼备等时期，但都围绕一个主题，就是提高官员素质，进而提高治国执政的能力，巩固已得到的政权。
原始社会初期，人类生存是主要矛盾，谁能发明工具和技术，谁就成为首领。母系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主要靠妇女的生产技能，后来出现了铜器和铁器，人们开始驯畜和耕田，妇女的技能落后于男子，逐步退出主导地位，于是进入了父系社会。如有巢氏曾是某一部落的首领，因为他发明了栖树而居的技术。神农曾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是因为他发明了农业技术。
贤能者被共举为主而执政，这是原始社会中后期的选官标准。远古时代的“贤”，首先是“多才多艺”，然后用才和艺为众人造福，并不是追求“没有载体的虚德”。所以，民主推荐部落首领时，就形成了“选贤与能”的选人标堆。能，即具有强壮、克难力量的人。实际上是强调所选人才是否具有征服自然和做人的能力。原始社会末期和进入奴隶社会后，则是强者为王的时期。但是，强者一旦成为王之后，就开始强调“德”，如选拔秀士，要求“考其德行道艺”，选贤者、能者为秀士，然后进官学修业，业成为官。
春秋战国时期，适应社会大变革、诸侯争霸称雄的需要，主要的选官标准是唯才是举，举用有才能有谋略的人执政。各诸侯国普遍重视人才，招贤纳士，礼贤下士，重用布衣之士等，千方百计争夺能言善辩、能征善战和治国富民的人才为本国所用。在这一时期，在选人时虽然也强调德行，但实际上仍以才为主，因而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改革家等，一大批优秀人才迅速涌现，在历史舞台上展示着各自的才华，也因此而成全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即使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仍然奉行这一原则。
西汉选官，开始系统地强调德才兼备，选拔比较全面的人执政。如“四科”就规定：“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三国时期，社会动荡，类似于春秋战国格局的重演，能否取得政权，巩固执政地位，主要看才能。此时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选拔人才的标准又开始“唯才是举”。其中曹操的这一用人观，最为典型。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就对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重用能人，特别是大量重用有才能的布衣之士十分佩服，呼曰：“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决心效法前贤“唯才是举”，发布求贤令，希望天下贤能之士“吾得而用之”。
唐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强调选拔比较全面的人才执掌政务。选人的标准是“身、言、书、判”，即体魄丰伟，言辞辩证，书法遒美，文理优长，四者均可，则先看德行，德均取才，才均取劳。对在任的官员，以“四善二十七最”评定之。“四善”即：一曰德义有闻，即品德高尚，众所周知。二曰清慎明著，即清廉谨慎。三曰公平可称，即办事公平，可堪称颂。四曰恪勤匪懈，即勤于政事，毫不懈怠。这是对所有官员的普遍要求。“二十七最”是以职业不同划分对二十七种不同职能部门官员能力或治绩的特殊要求，例如：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四善”为德行，“二十七最”为履行职责的能力。唐代特别重视官德，官员若无“最”，而“善”多，仍可评定为中上。宋元两代多承唐制，略有变革，但基本方针是一致的。
明清两代考选官吏的标准进一步细化。明代通过考满而观绩，通过考察而观德。考察分为八个项目：贫、酷、浮躁、不及(能力不及)、老、病、罢(不勤劳)、不谨。各有处分。清代用“四格”、“八法”评判官人。“四格”为“守、政、才、年”。守，操守，分为清、谨、平；政，政绩，分勤、平；才，才能，分长、平；年，年龄，分轻、壮、健。“八法”为贪、酷、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其中对贪、酷，行重法。
从以上历代考选官吏的标准中，还可以看出六点：一是德才兼备，是选官制度追求的最高标淮，但是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奇缺的，历史上这样的人才屈指可数。所以，对这一标准，不能过于理想化，必须持务实的态度，不能把德才兼备当成口号。二是求才为上，以才载德。如原始社会初期。只要才为民所用，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所用，就是德。三是乱世尚才，治世尚德。各个王朝开国时期，都是如此，春秋战国和三国等时期尤为突出。四是创业尚才，守成尚德。历朝帝王取得天下后，都坚持了这个原则。另外还有专业尚才，统领尚德，副职尚才，长官尚德等。五是历代把贪、酷作为为官之大戒，对贪、酷害民之官必重惩之。对其他德行不过于苛求，只是以君主的统御能力为转移。六是求实才，不求虚德。以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为选人的根本标准。
综上所述，历朝历代的用人标准有其共性，即努力追求德才兼备，但因世、因时、因事、因职和因统治者的执政思想、德才状况为转移。在一个时期内，选人的标准是一样的，但每个人的德才却是不一样的，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执政者如何根据执政的需要，从每个人的实际德才状况出发去选拔那些有大德大才的执政型人才，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达到治国安邦之目的。清代诗人顾嗣协在其《杂兴》诗中对此曾形象地说，“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关于用人的标准，三国时魏国的刘劭在《人物志》中有其精辟的论述，其中对德才的阐释对我们很有启发。刘劭首先强调德，但是又指出仁、义、礼、智、信五德兼备的人不多，只有圣人才能达到，更多的人是只具备五德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求全责备是不客观的。刘劭在论述才时指出，才能无大小之分，只有适才和不适才之别，即“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关于对“一把手”能力素质的论述，刘劭指出，一个优秀的统帅者，执政首领，必须是英与雄兼备。英以智为本，雄以勇为本，真正的英必须含有勇的成分，真正的雄又必须含有英的成分。若智而无胆，不能正言，勇而不谋，不能主事，智勇兼备才称其为英雄，“徒英而不雄，则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在英雄素质的结构中，英的成分应该多于雄，即智应该大于勇。这些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选配执政型领导人才时，不能笼统地讲能力，必须分析其能力的素质结构，使之以智为本，智勇兼备。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执政的要求越来越高，选人用人标准也在不断完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安定，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关键在人，在于选什么人用什么人，特别是作为执政者更为重要，因为它关系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关系到人民的富裕幸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古人的这些选官标准对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我们应以史为鉴，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坚持新时期的德才标准，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要求，适时选人，适才拟职。标准就是素质，标准就是能力。品德关能否把好，体现了识人的政治水平，决定能否选拔出政治上强的治国人才；能否适才拟职，则体现了用人的能力水平，决定能否选拔出事业发展要求的各类有用之才。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要求执政者必须善于识人、用人，善于“出主意、用干部”，其目的在于更好地执政。执政者不能识人，不能按执政要求用人，必将缺少执政能力，危及执政地位。这将是执政者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
（作者为山东省政府参事、省委高校工委原副书记、山东省高等教育人才研究会会长）
